《周易大发现》（三十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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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大大小小的拥有封地的国君（君子）们听的。也可以说是讲给列国之主听的。在《周易》作者眼里，「君子」修德是达到安邦治国的一种理想的有效途径，也是向往"君子"共治共享"天下"太平的途径。

    《乾》篇里的以龙喻君子就说明了这一问题，从潜龙、见龙、飞龙、亢龙。这几个不同的阶段过程的论述，实则是阐述的君主之道。但从龙的几个阶段发展变化，又赋予上君德。

    《乾》篇最后里的「群龙无首吉」（都不争做领头或者不充当领袖人物，吉祥）。体现了作者向往的是「君子」共治的政治理念。因为「君子」就是大大小小拥有封国封邑者。这些「君子」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，那么天下岂不太平了，所以《周易》里的「君子」是背负着政治的重任，是通向天下太平的枢纽。所以《乾》篇里讲的「龙」道变化，就是给「君子」讲述政治之道上的君道诀窍。而「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，若历，无咎」，即「君子」应时刻警惕、反思，自我完善，即完善其「道德」成为安邦治国的一种政治资本，若一旦没有道德的完善，将失去治国安邦的资本。先儒建构的「君子」之治的成败，以「君子」的道德性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根本。这正是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不同及差异。西方政治哲学是从制度政体上阐述治国的道理，而中国的古代先哲总是一成不变的或者一脉相承的从政治主体的「道德」上，反复无穷的论述统治主体完善其「道德性」，而达到天下治理的向往。以为这样的「君子」才能善待其子民，天下才能太平。这就是特重主体（即统治主体）的「道德性」，而从不思考政体的建设性。中国古代哲人所提供的思想，也只有王者之道。后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里的思想者，也只能反复的去注释先秦的那点本属政治干预之下的所谓「经典」了。「注经」成为后封建社会里的唯一思想源泉。道德治国实际是非常苍白的说教。「道德政治」与「政体政治」哲学正是东西文化的差异，也正是民主与专制制度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必然结果。

    《乾》篇里对君子的论述：「每天努力不懈的进取，而时刻又要警惕自省，这样做就没有害处」。除了对君子讲自我修省，再没有什么政治主张了。把治国的好与坏寄希望于「君子」自我修省（即「道德自律」），单靠统治者修德自省的这种软性去约束而希望达到政治上的有为，那无疑于是政治上无奈的***。如果君子不去受那种软性的道德说教去约束自己，而是贪婪残暴，又如何是好呢？自我完善又不能，警惕自省又不会，克制约束自己又不愿，那又如何是好呢？古代的哲人们，从不去思考这些问题。让统治者（「君子」）以修德自省而达到政治目的的实现，而对统治者的压力只多是「功业」上的好坏成败的说教。却没有来自体制程序上的实实在在的制约。这正是我们的古典政治哲学，一开始就存在着政治学说上的缺陷。这种缺陷，正是东方文化的特色。这与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提供的政治思想的对象不无有关，中国古代的哲人从来都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，为统治者提供安邦治国的政治经验。而不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去创立政治学说。《周易》一书是为「君子」讲述的政治哲学，自然是站在「君子」的位子上为「君子」讲述的安邦治国之「道」。为「君子」提供政治经验，也只能是历史上的成熟经验，即修德爱民，才能保着「家」、「国」不败的经验之谈。《周易》哲学可说是奠定了儒家的道德政治哲学的基石，即开了一个先河。先秦的政治哲学把「君子」（统治者）的道德性建设，变成安邦治国寄希望的不二法宝。可这「君子」之治，并没有走向天下太平，和「家」、「国」的长治久安，而是列国的征伐不断，最终却走向王权专制的天下。这也是从《周易》开创的儒家道德人治之先河，而最终结(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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