佐临遗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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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时候，「南黄」真的「黄」了。

    黄佐临在承受了一次次委屈之后，自问：「我的委屈来自何方？」答案是：「我怎么又在乎政治了！」

    于是，他找回了从英国回来后的那份尊严。「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还是回到艺术。」

    黄佐临退出了人们的视野。上海的报纸，更愿意报道北京的焦菊隐，更愿意报道越剧、沪剧、淮剧，这些实在有待于黄佐临先生指点后才有可能脱胎换骨的地方戏曲。

    真正国际等级的艺术巨匠在做什么？想什么？匆匆的街市茫然不知，也不想知道。

    正在这时，由政治狂热和自然灾害共同造成的***开始了。上海，一座饥饿中的城市，面黄肌瘦。

    在饥荒中，还会有像样的艺术行为吗？谁也不敢奢想。

    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，一九六二年四月二，北京的一份报纸发表了黄佐临先生的长文《漫谈「戏剧观」》。虽然题目起得很谦虚，但这是一座现代世界戏剧学上的里程碑。突然屹立在人们眼前，大家都缺少思想准备。

    这篇文章所建立的思维大构架，与当时当地的文化现实完全格格不入，却立即进入了国际学术视野。

    这正像，狮王起身，远山震慑，而它身边的燕雀鱼蛙却完全无感。

    须知，当时的多数中国文人，还在津津乐道阶级斗争。如果要说戏剧观，也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，并已经简称为「香花」和「毒草」。因此，对于黄佐临先生用浅显白话文写出来的文字，读起来却非常隔阂了。

    那么，我不能不以国际学术标准来审视他当时的理论成就了。

    一、以「造成幻觉」和「打破幻觉」来概括人类戏剧史，是一种化繁为简的高度提炼，属一流理论成果。

    二、借用法国柔琏「第四堵墙」的概念来划分「幻觉」内外，使上述提炼获得了一个形象化的概念依托，精确而又有力度。

    三、以打破「幻觉」和「第四堵墙」来引出布莱希特，使这位德国戏剧家的「创新功能」上升为「历史断代功能」。

    四、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、布莱希特、梅兰芳来标志二十世纪人类的三个戏剧观，理论气度广远，道前人所未道，却非常切合戏剧实际。提出至今，国际上未见重大异议。

    鸟瞰世界，概括世界，又被世界接受，这样的理论成果，历来罕见。

    记住了，一九六二年四月二，这是天上的哲学之神、艺术之神都在低头注视中国、注视上海的日子。

    我实在想不起，几十年来，全中国的艺术理论，不，全中国的所有文化理论，有哪一项成果，能超过它。

    我问过很多文化人、理论家。他们想了好久，找了好久，排了好久，最后都摇头，说：「确实找不到一项。」

    那么，我又要提醒大家，就在这个日子的两个星期之后，一九六二九日，上海的另一位文化巨匠巴金，将有一个发言，题为《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》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阻碍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障碍是「棍子」。实践证明，那是对「文革」灾难的预言。

    一九六二年的晚春季节，上海显得那么光辉。大创建、大发现、大判断、大预言，居然一起出现。

    光辉之强，使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还觉得有点刺眼，因此大家故意视而不见，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一样。

    若问今日媒体年前，这个城市出现过什么值得记忆的文化人物和文化事件？答案可能是两首广泛宣传的歌曲，三段市井听熟的唱词，一堆人人皆知的明星。当然，还可能排出几个据称博学、却不屑写文章发表自己见解的教授。不管再怎么排，也挨不到黄佐临的文章，巴金的发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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