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“易学”评论》(二十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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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易传大象》文章了。「大象」文是阐述「君德，君礼，君治」，才会使韩宣子感慨「周礼尽在鲁矣」。也正因「大象」文的出现「突破」了巫术神学观念，彰扬了人文理性，更彰显了《周易》里的义理思想，启蒙了人们对《周易》一书的新认识。

    韩宣子在鲁国太史那里见到「易象」的时间是昭公二年，即公元前540年（昭公在位32年，即前541前510年）。这是属春秋后期，孔子这年才10岁。孔子不但不是作「易象」的作者，也不是儒家的创始人，孔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。

    「易象」的产生也许孔子还没有出生呢？孔子到老年才喜《易》（即《周易》），又非常惋惜没有了时间把《周易》一书研究透彻。既然没有研究明白，就不能去写阐述《周易》的《易传》文章了。说孔子作《易传》是一种拉大旗做虎皮的行为，那是汉朝人的附会而已。

    《左传》里并没有涉及孔子过多活动事迹，而只是引用了一些孔子的话来论事理。《左传》成书是在战国时期，而《论语》一书也是战国时期编撰而成。写《左传》的作者是按春秋史料而写，大抵孔子死后在社会上已有名气，写《左传》的作者才引用孔子的话。

    《左传》里有引用孔子的话，但不是出自《论语》一书里的内容。如《左传·文公二年》：「仲尼曰，臧文仲，其不仁者三，不知者三，下展禽，发六关，妾织蒲，三不仁也。作虚器，纵逆祀，祀爱居，三不知也」。

    而文公二年是公元前625年，这年比孔子（字：仲尼）出生还早七十多年。

    又如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：「孔子曰：董狐，吉之良史也。书法不隐。赵宣子，古之良大夫也，为法受恶，惜也，越竟乃免」。

    而宣公二年是公元前607年发生的事情，而孔子还没有出生呢。大抵《左传》的作者是孔子之后的战国时期的人，写春秋史时加入孔子的话，以表达作者论事理的观点依据。类似于《史记》里的篇后内容出现太史公曰那样，不过《史记》是体现了作者的对历史人物评判的观点，而《左传》的作者是引用名人的话来评判历史人物，而不是说孔子在那个时期讲述过了那些话。

    《大象》文遵遁了《周易》里的政治哲学思想，并且给于发扬光大。

    《大象》文的内容同样是为「君子」讲述的修德治国的政治道理，是《周易》里的忧患意识转换「观象进德，恐惧修省」的君子之为。观象修省，正是春秋流行的思潮。因为这个时期是礼崩乐坏，即社会急具变化的时代，在主流社会精英层里还没一个固定文化理念的成形。这时正是一个自由「学术」与思想「开放」的时代，这一时代的前后都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，在前期是周天子「共王」天下的分封时代，即西周前期还没有走出神启的时代。在春秋之后的战国时期是一个逐步走进王权理念的时代。

    西周后期至战国，这是一个理性蒙发与成长的时代。也正是中国哲学突破的时代，才能产生出理性的思想来。

    《易传·大象》既不同于西周初期的「以德配天」的文化理念，也不同于战国后期王权专制思想的文化理念。《周易》与《易象》（「大象」）里均看不到这些东西。即不代表西周时期王配天命的思想，也没有战国时期王权主义上升的专制思想。

    「观象进德，恐惧修省」偏重于主体性（「君子」）的道德政治素质建设，还不是王权（帝王）专制的建构。

    从《易传·大象》来看，儒家的学说可以推溯到周公时代道德政治的萌芽（以德配天），而开创儒学之宗，则是西周后期的《周易》。

    《周易》是先秦儒学的源泉，但在流出的却是个泥沙俱下的过程，并汇成了一股庞大的「易学」洪流。而这「易学」才成为中国封建王权(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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