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“易学”评论》(十五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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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内容就是继第一个问题，阐述自己对「易学」的立场，是非常明确表述自己的立场观点。

    「《易》我后其筮卜矣，我观其德义耳也。……吾求其德而已，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。君子德行焉求福，故祭祀而寡也；仁羲焉求吉，故卜筮而希也。祝巫卜筮其后乎？」

    孔子表述自己的观点是旗帜鲜明的，那些把孔子说成是一个不但相信占筮，还是一个常占筮的人，简至是对孔子的亵渎。

    再说，若按学界里认为「子曰：‘吾百占而七十当……」，理解认为孔子成了善于占筮的人。岂不与《要》文里子贡说的：「夫子」它日教此弟子曰：‘德行亡者，神灵之趋，智谋远者，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」的说法相矛盾吗？子贡这说法不是已证明孔子以往常教育其弟子们，是反对占筮的。又怎能把孔子说成是常占筮的人呢？孔子若成了常占筮的，那么子贡说的「夫子它日教化弟子曰」又如何解释呢？孔子本是一位反对卜筮的伟大思想家，却被今天的人因考古上发现了帛书《要》文里的一句话，而不能给于正确的理解，反尔把孔子说成是善于占卦的人，这岂不是又制造了一个天下奇冤吗？

    孔子一心一意的是要建立他的伦理道德秩序王国。孔子认为的是，都去行道德仁义了，自然有背于道德仁义的事情就消失了，那些祭祀卜筮之事也自然就不存在了。

    孔子在回答子贡的质疑时，强调要行「德」，「仁」的理念，无疑是不赞成那些祭祀和卜筮的行为。这是表现的孔子道德教化思想是与《论语》的宗旨是一样的。这里反映的卜筮的看法，也与《论语》里「不占而已矣」的内涵相一致的。《要》文，体现孔子对《周易》一书的与卜筮的辩证认识，无疑又是理性的启蒙。这种思想与《论语》里反映孔子对《周易》的认识是相符合的。这是先秦儒者与后封建社会里的儒者对占筮认识上的重大区别。

    孔子不但不信卜筮，还是一位反对占筮的先行者。孔子在《周易》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从学术理论上把《周易》从史巫卜筮中分辨清楚。因《周易》产生之后被史巫蒙羞，孔子并不被卜筮之用的繇式《周易》外在格式所迷惑，而孔子看懂了《周易》内容的义理。

    孔子在对《周易》一书的论述，无疑在《周易》学术史上，是一面光辉的旗帜。那些从考古发现的资料上，没能正确理解，而曲解孔子，应当彻底的纠正。否则一次次，轰动中外，又让众多学者欣喜若狂的考古文化大发现，却变成了先秦进步文化及思想家的罪证，那就适得其反了。若真是真实的证据材料还罢，可那是不慎重对待学问而产生的错误理解，势必造成学术上很坏的影响。

    如「竹书《周易》的发现，被研究竹书《周易》的权威学者所下的一个结论：「在《易学》研究中有所谓「九六」的争论。有的人认为「九六」之名是汉代的人加上去的，先秦时《周易》没有「九六」。楚竹书《周易》的问世，真相大白，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。……楚竹书《周易》的问世，证明了「九六」这个名称，在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。」（见「楚竹书《周易》研究」上海古籍出版社濮茅右著2006年版）

    我们认为这种结论下的还过早。以「竹书《周易》」的发现，就认为「九·六」争论画上了句号，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。并且竹书《周易》资料鉴定时间的下限并未排除汉初。竹书《周易》又是海外古玩市场购回的，没有考古出处。且不说其伪。就算竹书《周易》是战国未期的传本。竹书《周易》只能证明战国末期《周易》已经有「九·六」之说了。而「九·六」之说也正是战国末期的产物。那么，竹书《周易》自然不能证明《周易》原创时就有「九·六」的称法，故不能说先秦时期《周易》已经有这些「九·六」之称。我们认为「九·六」之(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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