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64章 内部(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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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「别有缘故？」吴兑面现思索之色，斟酌着问道：「求真可是担心皇上那儿……」

    高务实没有正面回答，反而道：「近来小弟悟通了一件事，早年间我常闻一语，曰：‘德莫高于爱民，行莫贱于害民。"是故，董仲舒曾言：‘受禄之家，食禄而已，不与民争业，然后利可均布，而民可家足。"」

    这话吴兑自然也知道，点头道：「拔葵去织，确有此说，不过如今能这般做的人不说早已绝迹，至少凤毛麟角。况且愚兄记得，求真你并不同意这话的意思吧？」

    高务实刚才那段话的意思是，吃国家俸禄的人，不得和老百姓去争夺利益。从古至今，「不与民争利」都是最基本的执政理念，被称为「此上天之理，而亦太古之道」。

    「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，受大者不得取小。」《史记》里讲，公仪休担任鲁相后，规定所有为官者不得经营产业、与民争利，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。

    当公仪休吃到自家种的爽口蔬菜，就「拔其园葵而弃之」；看到自己家有人在织布，立即「疾出其家妇，燔其机」，还十分生气地说：「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？」自此，「拔葵去织」便成为一个流传千古的成语，屡屡被后来者引以为戒。

    如《隋书》记载，当时因百官所需费用不足，中枢和地方都设置用以放债的公款，「以息取给」。时任工部尚书苏孝慈认为此乃官府与民众争利，「非兴化之道」，就「上表请罢之，请公卿以下给职田各有差」。

    《资治通鉴》里也讲，说武则天垂拱年间，管理皇家西苑的尚方监裴匪躬建议把吃不完的果蔬拿到市场上去卖，「以收其利」。时任宰相的苏良嗣断然叫停：「昔公仪相鲁，犹能拔葵去织，未闻万乘之主，鬻其果菜以与下人争利也。」

    按理说，自家织点布、种点菜，官府放贷收息，吃不完的果蔬拿去卖，这都不是什么大事，但从公仪休、苏孝慈到苏良嗣，何以个个大发雷霆「小题大作」呢？

    道理很简单，意蕴也很深远。从表面上看，这样做会对民生造成一定的冲击和伤害。但深层次的危害在于，他们认为这个口子一旦打开，以后只会越开越大，越来越多的人就会跟进和效仿。

    而且在古代社会，政府和官员手中都握有权力，以这样的公权力与「手无寸铁」的百姓「争利」，孰强孰弱高下立见。如是长此以往，弱肉强食之下便可能是民不聊生，最终必然百弊丛生、积重难返。

    更为可怕的是，「争利」开始往往是公开的、含蓄的，但逐渐就演变为敲诈，甚至抢劫了。如《梵天庐丛录》载，鞑清时某太监打着「老佛爷」的旗号，到开封为宫廷征取过冬用炭，对县令说：「汝需备炭三十斤。」

    这事并不难，可他随即提出苛刻条件：「每枝长须一，圆一」，且「不可有节」、「不可有裂纹」。当县令面露难色时，太监就恫吓道：「万一老佛爷冻着，汝罪不小！」

    此时自然有人出来打圆场，道：「有银子便好商量。」结果县令便被敲去一千多两白银。从这个故事表达的意义上讲，「拔葵去织」、「罢公廨钱」都是未雨绸缪之举，目的是把祸患消除于萌芽之中。

    「天地之大，黎元为先。」司马迁在《货殖列传》中把治国的经济政策分：「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」

    为什么「与民争利」被视为最低下的经济政策？这是因为，「政之所兴在顺民心，政之所废在逆民心」。

    人心，其实正是最大的政治。

    「若争小可，便失大道。」与民争利无异于竭泽而渔，是对民心民意最大的忤逆和伤害，争到的是利益，失去的是民心。「得众则得国，失众则(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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