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卷:《周易》哲学解读 第六篇(十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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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「神的时代」本性和制度具有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初期的普遍性。「英雄时代」的本性和制度并不是世界各民族发展的必由之路，首先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贵族政体。但维柯阐述的三个时代中的神的时代和英雄时代里的语言，确实能够代表中国古代语言的特征。

    维柯的理论中有一个重的概念，即「诗性智慧」。维柯的文化溯源研究表明，人类的先民凭诗性活动发生了创造活动。维柯所论述的诗性智慧的特点：一是感官色彩强烈，而是以己度物，三是想象的类概念，这简直是针对中国古代人们的认知方法的总结。

    从维柯的理论来参照我们的历史，不难发现三代（即夏、商、西周）处于神的时代，这是符合维科「神的时代」的划分。对于神的时代里的本性和制度，夏、商、西周确实存在多神的统治下生活。预兆神谕(占卜只是一项内容)成为制度，到春秋战国时期，结束了神的时代，但似乎并不是进入维柯所谓的「英雄时代」。春秋战国时期并不是英雄们结成贵族政体，而是西周血缘贵族分疆而治的政体。虽然春秋战国不符合维柯阐述的「神的时代」，尔后是英雄们掌权的时代特征，但春秋战国时期倒是符合维柯阐述的英雄时代里语言手段。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，《周易》哲学及其先秦诸子哲学所用的语言手段。若把先秦的诸子学说里出现的「圣人」类比「英雄们掌权」可以的话，那么中国从神的时代进入理想「准英雄」（圣人）统治的时代，这就不难理解春秋战国诸子所用的语言手段里的那种「意象」，「隐喻」，「类比」，「类似」等诗性智慧去认知世界。

    若把中国古代文明（秦统一以前）与希腊文明比较，也有相似之处，都从神的时代度过。希腊从神的时代里经过荷马（英雄时代）时代，才进入不完全的英雄时代与不完全的人的时代，即兼和时代。就是说希腊从荷马时代进入城邦共和时期，既是贵族结成的政体，又体现了民主的政体。

    而中国的古代时期也是从神的时代度过中出现了诗，也出现了史诗，虽然不能与希腊的荷马史诗相比，但都出现了「诗」，可以说都是在「诗」后进入「轴心时期」的，这一点又是相似的。中国在「诗」出现后，才出现《周易》哲学，并开启了先秦的那场「精神运动」。希腊在荷马时代后，同时进入「轴心时期」并掀起了一场「精神运动」。雅斯贝斯的「轴心时代」理论，符合古代东西两大理性文化发源地的特征。东西方那场「精神运动」都是突破「神的时代」进入理性的时代，这一点是相同的。但东西方那场「精神运动」里的哲人们在认知世界的「语言手段」却不相同，故导致了东西方文化的重大差异。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的成因，不是本处讨论的内容。我们通过以上维柯和雅斯贝斯的理论，意在说明希腊与中国虽然都是在「诗」后诞生了哲学，两地都是突破「神的时代」进入理性的时代，但两地哲学所研究的对象不同，而且所运用的「语言手段」及其思维方式不同。中国古典哲学继承了「诗」的「语言手段，即「诗性智慧」。而希腊古典哲学家柏拉图却对「诗」与「诗人」进行了批判，而中国恰恰相反，不但承继了「诗性智慧」，而且还推崇「诗性智慧」（孔子就是推崇发扬「诗性」理论学说第一人）。中国的第一部哲学，即《周易》哲学则是很好的例子，《周易》哲学的「语言手段」，无不体现的是「诗性智慧」。​​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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