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周易》哲学解读 “导说”第四篇(二十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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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宫（八卦）纳甲的算卦术。

    《汉书·卷七里有京房传：「京房，字君明，东郡顿丘人也。治《易》，事梁人焦延寿。延寿字赣……赣常曰：‘得我道以亡身者，必京生也。其说长于灾变，分六十四卦，更直日用事，以风雨寒温为候，各有占验，房用之精。」

    史书里记载京房的特长是精于阴阳占候，这正是西汉「象数」易学发展出来的新东西，是所谓「象数易学」里的新筮术，是以卦说、阴阳、四时、节气、七十二候纳入到「八卦」体系里，以为能够由此认识天地人之间的灾异变化来，这就是西汉「象数易」的特点。

    京房尤其是「象数易」学里筮术的集大成者，京房以阴阳占候，上疏，所言屡中，而得元帝数次召见和信任。皇帝这时也是有病乱问医了，皇帝已深陷帝国的危急之中，上有宫庭里宦官与外戚当政中勾心斗角的重重政治危机，而下有官僚地主与农民的尖锐矛盾，以及人祸和天灾不断的发生，往往皇帝陷入焦虑、困顿、困惑的交织之中。

    《京房传》里说：「永光，建昭间，西羌反，日蚀，又久青亡光，阴雾不精。房数上疏，先言其将然，近数月，远一岁，所言屡中，天子说之。数召见问，房对曰：‘古帝王以功举贤，则万化成，瑞应著，末世以毁誉取人，故功业废而致灾异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，灾异可息。诏使房作其事，房奏考功课吏法。」

    可京房并不是用迷信的禳解之术来消灾，而是向皇帝所奏的是整顿吏治，可以说京房理性的一面。京房奏行的「考功课」后，遭到权臣、中书令、石显（宦官）和显充宗（尚书令）的嫉恨。这种事自然是帝王身边受庞与失宠常见的权力斗争，也是帝王专制里不是外戚当政，就是私家奴才宦官当政的必然。最后京房成为权力者争斗的牺牲品，京房自己设套（提出的考功课吏法）而被石显等反套死了。后石显等抓着机会奏皇帝让京房到一郡里推行其提出的「考功课吏法」实验。京房自知已回天之力，在去魏郡太守职上，月余下狱，尔后弃市（在人聚集的地方被杀头），年四十一岁。京房的死不是死于他的术，而是死于他提出的政治改革。京房的死，正体现了专制帝王时代里，精英学者的悲剧人生。京房根本不可能从「考功课吏法」上能匡正帝国的危急，整个二千多年的后封建社会里都不可能解决那种危急与矛盾。帝国里的危急不在于「考吏治」，而在于「考皇制」，才是根本出路。考吏治是治标，而考皇帝制才是治本。

    而京房一个大讲阴阳灾异占候学说的人，而得到皇帝的信任后，想从整顿吏治上改变国家的重重危急局面，那只能是白日做梦。京房也明智的知道只是想借着皇帝的力，推行「考功课吏法」来解决帝国出现的危急问题，若一旦让其离开皇帝身边去到一个郡里推行「考功课吏法」，就感到无比的恐惧降到头上。京房也清楚皇帝是包围在宦官与宠臣之中，随时听信他言，而改变初衷的人。京房终于应验了《系辞传》里那句经典的话：「君不密，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，几事不密，则害成」。京房因做事不密，而失身。

    正如班固在《汉书·卷七里对京房总结与评价的很有见底：「赞曰：‘幽赞神明，通合天人之道，莫著于《易》，《春秋》。然子赣犹云‘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，已矣。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，孝武时有董仲舒，夏侯始昌，昭、宣则眭孟，夏侯胜；元、成则京房，翼奉，刘向，谷永；哀、平则李寻，田终术。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。察其所言，仿佛一端，假经没谊依托象类，或不免乎‘亿则屡中。仲舒下吏，夏侯囚执，眭孟诛戮，李寻流放，此学者之大戒也。京房区区，不景浅深，危言刺讥，构怨强臣，罪幸不旋踵，亦不密以失身，悲夫」(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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