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必以忠孝白天下，予将归死江南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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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南宋丞相文天祥的死，一方面是元的残酷和他的不屈和节烈，而江南故国自己人对其殉国的巨大期望，甚至生祭他，督促其早死，也促成了文天祥最终被押上刑场。

    文天祥从被俘那一天起，就有人希望他尽快舍生取义了。

    1278年12月，文天祥在广东海丰被元兵突袭，服毒自杀未成，被俘。次年四月被押解到广州，而后北上前往大都。文天祥作为俘虏进入江西时，就决心开始绝食，希望船到自己故乡吉安时像为不食周粟的伯阳、叔齐一样饿死守节，「饿死真吾志，梦中行采薇。」在饿了八天后，却没有饿死，由于家乡已过，押解人按着鼻子灌食，文天祥没有能够在家乡殉国。他希望能够有机会逃脱，即使死也不能在荒山野岭中，而要世人关注下悲壮而殉节。所以，文天祥就「配合」押解他的元军，继续北上。

    但是，状元宰相文天祥被俘的消息此时已经传遍江南，他一直不殉国，让无数人焦虑不安、坐不住了，唯恐文天祥不死，担心他投降，从而让他与大宋的贞节受损。

    此时，南宋王朝已经彻底被灭，「旧中国」的无数官宦要么被杀，要么已经投降，包括文天祥的弟弟，而百姓和原来的低级官僚则是「沉默的大多数」。「沉默的大多数」并非不爱国，甘愿接受异族统治，但他们自己不愿意牺牲，那是「肉食者」当大官者们的事，但他们也有期待，就是希望别人为「旧中国」守节殉难。如今，整个江南都在看着被俘的文天祥，盼望着他早日杀身成仁。也许，他们是害怕又出现一个「李陵」吧。.Ь.

    喊出「沉默的大多数」心声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，也是他庐陵(今吉安)的同乡王炎午。王炎午(1252年—1324年)字鼎翁，是一位爱国青年。文天祥赣州起兵勤王时，王炎午满怀一腔报国热血，参加抗元斗争事业，作了文天祥勤王军中的幕僚，很快却因为母亲有病而回归乡里，并「躲过」文天祥部队失败捐躯或者被俘的机会。

    这位当时28岁的王炎午，闻知文天祥押送船将过江西，即作了长达1800余字的《生祭文丞相文》。

    王氏将《生祭文》誊写近百份，「字大如掌，揭之高砌」，张贴于文天祥可能被押解经过的自赣州、吉安、榉树、南昌等沿途驿站、码头的山墙、店壁诸醒目处。还派人在各处宣读：「呜呼!大丞相可死矣……文章邹鲁，科甲郊祁，斯文不朽，可死……为子孝，可死。二十而巍科，四十而将相，功名事业，可死。仗义勤王，受命不辱，不负所学，可死。……虽举事率无所成，而大节亦已无愧，所欠一死耳……」如果「志消气馁」，「岂不惜哉」!

    总知，文丞相应该死，而且要赶快死。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，生命必须毁灭;忍辱偷生或者投降，就却意味精神的死亡。王炎午们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鼓动文天祥「速死」以保持名节，这并非个体行为。

    那位曾经入狱探望文天祥，并给其演奏《胡笳十八拍》的道士汪元亮，也在探望过后「勉励」文天祥：「必以忠孝白天下，予将归死江南。」王炎午的行为，其实代表了当时江南在元兵铁蹄下「沉默的大多数」的道德要求，这篇祭文对当时的震动因此很大。

    王炎午如此大张旗鼓地劝文天祥死去，是有着社会心理基础的。中国文化对文人的节气和女人的贞节的重视，在进入宋代以后，已经形成了一种高调的社会会文化，但能够自觉实践的毕竟还是少数，多数人并不去殉难，而是劝他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做出牺牲。这种高调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有存在，在其后也更有发展，但是像王炎午如此大胆地直接提出，形成对文天祥的道德舆论压力，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。

    文天祥是千古一见的英雄，但是，身未亡，却享受「生祭文」，传世千古，(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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